李清照得益于这两边：父亲教她识古文金石，母亲教她观世事人情。她的气质，既有文士的理想主义，又不失贵族女子的气度。
所以李清照之所以成为“李清照”，并不是靠后来苦读来的，而是从一出生，她就被放进了一张更宽阔的文化底图中。别人写词，是技艺；她写词，是传承与表达的天然方式。那不是她学会的，而是她早就活在其中的。
二、一个读《左传》的小姑娘
从后世的词作与她与赵明诚之间的书信往来看，李清照早年所受教育之系统、范围之广，堪称超前。
一般女子学《诗》《礼》足矣，但李清照从小就接触《左传》《周礼》《易经》等较难的典籍，甚至能就古文辞义与赵明诚争论不休。赵明诚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写道：“吾妻少有文名，工书画，明音律，识金石……”这不是溢美，而是实录。
当别的女孩在练女红时，她在背古文；当别的小姐在绣花，她可能在研究一方古砚的铭文出处。
而且，李清照并不只是学，她还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。我初读她的《如梦令》，震惊于那种少女的坦然。
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……
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这是标准的少女的放纵。
如若细想：什么样的女孩，敢在宋代写出“沉醉不知归路”？还不是小酌，是醉得忘了家门在哪里。说明她那一刻，根本没打算按社会规训来做人。
很多人看她批评苏轼和欧阳修的《词论》，以为她傲慢。其实她不是“少年狂妄”，她是站在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，讲了一种“标准感”。
她说苏轼的词“虽变旧制，多未合拍”，也就是说，苏轼的词虽然突破格律，但情感与节奏未能严密结合。她不是嫌弃苏轼，而是在为“词”本身争一个标准。
这背后，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文风体现。北宋的堪称历史上文人的黄金时段，那时的文化开放，包容。士人们习惯公开辩论，哪怕是弟子挑战老师，也是“礼中带锋”，正所谓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
李清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从小听父辈讨论《春秋》笔法、品评古今人物，批评王安石政论，她从没觉得自己必须沉默。
她笔下的“敢”，不是所谓的“女性觉醒”，而是哪个时代的“文化自觉”。
三、她不是“为写情而写词”
后人之所以记住她的名字，不只是因为她词写得最好好，而是因为她把词从写出了新的高度。
北宋初期的词，多是宴饮、游戏之作，形式上雅致，内容上轻浮。李清照的词，从少女时代的“逸兴”一路走到中年之后的“悲切”。从日常生活、国破家亡写到情感变故、文化沦陷。
她用词承载的是文明之痛，是大宋知识分子们在政权更替、家国离乱下的精神映照。
她写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，不是情感的自恋，而是文明人失去一切后唯一的独白方式。
她是贵族少女出身，亦是乱世孤魂的代表。
卸下“滤镜”重读李清照
网上太多写李清照的文章，总是绕不开“女子才情”、“风花雪月”。
但如果你卸下“滤镜”重新去读她的背景。你会发现她的成长路径、她的文化姿态，远不止是个会写词的女人。
她是一个站在北宋文化顶端的继承者，是一位记录了文化浩劫的见证人，更是中国古代女性罕见的“独立发声者”。
她，不是“小家碧玉”。她是一个拥有完整思想、真实人生、并敢于以词为刃的时代先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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